法国存在主义的大师让·保罗·萨特，提出过这样一个堪称残酷的命题：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人首先存在于世界之上，然后人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就决定了人的本质，所以“存在先于本质”。但萨特同时认为，人在现实中做出选择时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人与人往往会成为对方欲望的陷阱和刽子手，“地狱不是另外一个空间，不在彼岸，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看到屏幕上打出“原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高育良”字样，我不由得哑然失笑，因为他立即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在大学十分活跃的公知，而高育良的扮相——向后梳起的头发、精致的眼镜、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等，也让我联想起一位喜欢看星空的某位大人物，确实，他们都是一类的。

不知道陈凯歌是不是读过萨特，但他的新片《搜索》却为萨特的这个命题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地狱”还仅仅是一个陷阱，等待我们跳下去的话，那么在web2.0时代的今天，他人构成的地狱，则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可轻而易举地吞噬所有胆敢或者纯粹是不小心靠近它的人。

影片中，正值青春年华的思拓公司总裁沈流舒，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意外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晚期淋巴癌，她在一种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中乘公交车返回公司，途中由于拒绝为一位老者让座，被一个四处抓新闻的电视台新鲜人杨佳琪拍到，带回台里后被资深电视人陈若兮慧眼识“珠”，剪辑后以自己的名义在收视率最高的“今日事件”栏目播出，就此拉开了地狱的大门。

可能是担心引起争议吧，周梅森并没有让高育良满口公知腔，说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丧失”之类的话，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高育良一定会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拥趸(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界，在“主要是防‘左’”的规训下，总的来说是越右越安全，没人愿意和“左”沾边)，用“锐意改革”的形象把自己包装起来，这样一来，谁敢调查他的贪腐问题，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剧中真正的副国级大B0SS赵立春就是这么玩的，当他的腐败问题逐渐暴露之后，他就花大钱请人在香港媒体上撰文，指控省委书记沙瑞金调查他的儿子赵瑞龙是为了“否定汉东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给沙瑞金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写文章为自己辩解。

最先被吞噬的，自然是叶蓝秋。当她一脸冷艳地拒绝为老者让座的视频公开以后，一轮铺天盖地的“网络审判+网络狂欢”就开始了，由全体网民组成的陪审团毫不犹豫地对她做出了有罪判决：“此人应被劳改”、“排队去坐她的大腿”、“人肉丫的”……网民们做出判决的依据，仅仅是那一段短短的视频，没有人意识到，身患绝症，已经接近人生终点的叶蓝秋其实比那位健康的、倚老卖老的老者更需要照顾。

杨佳琪第二天又找到了叶蓝秋，并为她拍了一段道歉的视频。但这段视频，却被急于扩大战果的陈若兮给压下了，理由是担心网民不高兴。在这一刻，我们似乎看到陈若兮冷冷地把挣扎着想逃出地狱的叶蓝秋又推了回去——把事情搞大，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和点击率，“昨天一晚上台里的短信收入就是13万”压倒了一切，媒体人的社会责任呢？连影子也看不见。

原题：《人民的名义》人物论之：“登徒子”高育良

我们曾经对媒体的市场化将会导致媒体的自由、独立、公正寄予厚望，但事实证明了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当媒体需要在市场和责任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它总是会选择市场。我们倒是不必由此来指责媒体人，因为市场竞争为他们设置了一个囚徒困境，不如此，就会被市场淘汰。

​根据剧中的情节推算，高育良应该是在九十年代前期，由学界跨入政界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迈出这么关键的一步，除了由梁璐父亲，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的提携，大的时代背景，仍然八十年代提出的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

叶蓝秋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有很多人不愿意她轻易地逃出地狱。那位心中对她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一心要取而代之的“二秘”唐小华，一边甜言蜜语地叫着“姐”，一边在网上披露她是思拓公司的“一秘”身份，意在借这桩“丑闻”搞垮她。而沈流舒的太太莫小渝则由于意外撞到叶蓝秋伏在沈流舒肩头抽泣的场面，压抑不住妒火而给“今日事件”的热线打电话，“揭露”叶蓝秋是“小三”，为已经把叶蓝秋烧的焦头烂额的地狱之火又添了一把干柴。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单独来看并无问题，但放在文革结束，中国开始“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就不寻常了。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使“人民当家作主”名副其实?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如何避免“周期律”?等等。而毛主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人民——其主体是工农兵——对政治事务的充分参与。文革前的做法主要还是从工农兵中提拔干部，强化对工农干部的培养。文革中则开始尝试劳动群众阶级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不仅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分子培养成政治精英，而且是工农兵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包括通过“上、管、改”的方式参与对大学的管理，“占领上层建筑”。

web2.0时代，大众是更加容易被少数人操纵还是相反？《搜索》给出的答案是前者，这也为我们这几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web2.0时代，信息可以被以光速被传递给大众，但大众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发掘真相。说他们没有能力，是因为信息黑匣子的钥匙，总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说他们没兴趣，是因为大部分人上网，是为了寻求自我证实，而不是为了寻求真相，对那些不符合他们偏见的信息，则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加以曲解。我想，即便叶蓝秋的道歉视频被电视台播出，又能如何呢？搞不好还会给自己招来一项“作秀”的恶名，把自己从网民心中的“真小人”变成“伪君子”。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路线，无疑是政治标准第一的，其最主要的优点，是确保了共和国的人民性。尽管在八十年代后，工农兵干部因“大老粗”的形象饱受精英讥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干部路线下，诸如国企私有化、“以三铁砸三铁”、三千万工人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之类的政策是很难出台的，甚至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随着叶蓝秋一起跌进地狱的，则是陈若兮，这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是典型的媒体精英，成熟、干练，有条不紊地操纵着事态的发展，一切都在她的策划当中。当她坐在演播室高高的主控台上，要求两位学者嘉宾辩论得再激烈一点时，她俨然是掌控一切的上帝。但是，当她选择把叶蓝秋推入地狱的时候，地狱之门也向她敞开了：她和男友杨守诚已经相恋了3年，因为买不起房而不能结婚，“爱有什么用？买不起房”，她太需要钱了，于是沈流舒就策划了一个让她“拿回扣”的圈套，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她丢掉了工作；而叶蓝秋万箭穿心般的境遇，又引起了杨守诚深深的同情，并在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几天的日子，无法挽回地爱上了她。陈若兮在达到人生巅峰的同时旋即跌入深渊——职场情场双双失意。更要命的是，伴随着叶蓝秋的自杀，网民的愤怒开始指向她，她很快就收到大量谴责她害死了叶蓝秋的短信……虽然陈若兮不肯言败，声称要重新开始，但，身背害死叶蓝秋的重负，她又如何重新开始呢？重新开始之后结果会如何呢？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确立了知识分子相对于工农兵，也就是普罗大众管理国家的优先权，在科举制度以公务员考试的方式复归之后，这种优先权变成独占权，与之相应的，则是人民性淡出，精英色彩愈来愈浓。《人民的名义》向我们展示的汉东省被一个用裙带关系、师生关系、“主公-秘书”关系联结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权贵集团所统治的局面，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干部路线所导致的后果。

新科举制的干部路线，内在的要求知识分子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情况是令人失望的。八十年代宣布拨乱反正之后，前三十年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被否定，近代知识分子中深厚的封建传统、买办传统强劲复苏，迅速成为主流，依附性也暴露无遗。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老的“读书做官”传统的重建。“读书做官”不能说毫无进步意义，但把知识分子从追求真理引向追求权位，进而丧失独立性，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看得高于一切，则是其最大弊端。

​旧知识分子，或者说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没有感情。这一点，他们和翻身农民、革命胜利后享有崇高地位的工人、以及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的解放军军人有很大不同。他们在革命血雨腥风的阶段，基本处于旁观者的地位，革命开始凯歌行进，胜利在望了，他们才纷纷开始“咸与维新”。他们在体制获得高位，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同时也随时准备跳船，投靠新的主子。这个毛病至今未改，吃饭砸锅的基本是这些人。

高育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就是依附性，开始从政时，依附梁璐的父亲，即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在和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达成交易之后，又开始依附赵立春，事实上，如果“空降”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愿意收编他，他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附沙瑞金。